媒体对1942年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ooo字的报道，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在美国《时代》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