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抱残守阙
设备科、技术科、质检科、全质办组成的第四组，成员全部是厂里技术型的干部，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所以这个组的会议进行的很理性化。这种岁数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理性化一般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的理性化，非常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靠数据说话，条理性、逻辑性十分强；二是说他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人事关系上的理性化，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吃了太多的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普遍是谨小慎微，轻易不会去得罪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特殊年代做“臭老九”的阴影，很难挥洒一光。在中国，知识分子被比作“臭老九”，历史是比较悠久了，远在元朝的时候，就有此一说：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朝廷把各阶层的人分为十等，其排列次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所以有了“臭老九”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厌恶老师、学生们的抗战情绪和举动，排斥和压制知识分子，使他们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知识分子则被称为“丘九”。此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了，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贬称为“臭老九”，后来还是毛老人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郑重提出“老九不能走”，才为“臭老九”正了名。可是，名虽然正了，但是因为特殊时期离开的并不久远，知识分子心有余悸也是很正常的。
会议一开始，召集人设备科科长毛玉麒就中规中矩的说：“按照大会要求，我们议论的重点有两项，一是找亏损的原因，二是提出整改的措施，在座的都是技术部门的代表，希望大家围绕设备、技术、质量三方面的管理，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玉麒的开场白一说完，众人的眼光很自然地都盯向了技术科科长何天祥，因为在座的就数他的年纪大，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似乎也是这些技术人员约定俗成的习惯，只要是开会，总是由年龄大或职位高的人先说。何天祥也习惯了这种现象，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要说我们厂亏损的原因，应该和工艺技术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的工艺技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是很成熟；我想要说的是，这些成熟的工艺技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出现了偏差，影响了产品的质量，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整改的措施有三条：一是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他们按工艺技术规范做事的责任心，二是车间领导要督促检查，及时纠正违规操作现象，三是加大奖罚力度，惩前毖后，才能避免这种现象。我就说这些，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何天祥所说的“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客观上讲，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可是作为工厂的技术部门，不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而是完全把责任推给操作工人，严格地讲，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地做法；再往深点去说，这也反映了这些老企业的技术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是技术老化，思想上也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他们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方面的变化，首先就是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开始的，他们仍然抱着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工艺技术不放，视为葵花宝典，这种抱残守阙的不作为，客观上阻碍了工业技术的发展。
何天祥的发言，无形中给在座的人定了一个调调，质检科科长陈玉琴接着说道：“我们产品的质量，现在也不如以前了，原因和何科长说的大同小异，也是因为一些质检人员不能坚持质量标准；不过与何科长说的不同的是，现在质检人员坚持按标准办事难度很大，卡住质量关会影响车间的产品等级和产量，车间领导和工人意见很大；质检员绝大部分是女同志，经常会被工人骂的哭鼻子，我们把状告到厂领导那里，往往也是没有下文，所以质检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成了正常的现象。要整改这种现象，就得像何科长上面说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让他们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光靠我们质检科是把不住质量关的。”陈玉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说起工作，如同和街坊邻居吵架一样，先把责任推给对方。
“我们厂的设备也有上面两位科长说的问题，”毛玉麒第三个发言，“现在的工人，为了多挣点奖金，采取的都是拼设备的做法，不注重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但是说个良心话，我厂设备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老化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绝大部分主要设备，都是超期服役，有的已经折旧完了现在仍然还在使用，这就难免影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要整改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台纸机，动辄几百万，现在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的钱呢？！”
朱志浩本来是在认真地做记录，听到毛玉麒说到这里，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前不久在轻工部一份材料上看到的信息，他忍不住插话说：“毛科长，你说的这个钱，我知道有一个渠道可以解决，我能在会上说说吗？”
“那敢情好啊，你说说看。”毛玉麒听到设备资金的问题有办法解决，马上来了兴趣，也不顾朱志浩不是会议代表，没有发言权的事了。
“前几天我在《轻工信息》上看到一条消息：轻工部公布了明年十大攻关产品，如果那个工厂具备攻关条件，可以向部里申请，一旦批准，项目的所有资金都由部里无偿提供；其中有一个攻关产品就和造纸行业有关，叫覆铜铂原纸，我们厂完全可以争取一下的。”朱志浩激动地说。
朱志浩这么一说，所有人也都来了兴趣。何天祥抢先问：“覆铜铂原纸是一种什么纸，你知道吗？”
“铜铂是电子工业的一种基础材料，这种材料很昂贵，制约了电子工业的发展，现在国外都在研究替代产品，在我们国家这种替代产品还是一个空白，研究的方向就是用木质纸替代铜铂，所以叫覆铜铂原纸。”朱志浩简单地做了回答。
“研究做这种纸的难度大吗？”何天祥又问。
“据我所知，难度很大，要不怎会叫攻关产品呢？不过我认为做这件事很值得，不仅仅是解决了设备资金问题，而且做成了，我们厂就多了一个拳头产品，这个产品的市场潜力非常大，中国本身电子行业市场就够大了，如果再能出口，市场前景无法估量；何况这是独家生意，价格由我们定，利润少不了，何乐而不为呢？！”朱志浩坚定地回答。
“我们厂的设备这么陈旧，能做这种新产品吗？”毛玉麒担心地问。
“当初我看到这条信息时，也考虑过，我们厂的1092纸机，符合这种产品的规格要求，只要再做一些技术改造，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朱志浩回答的很有信心。
全质办主任肖国光是特殊时期后的大学生，还不到四十岁，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当初局里在全系统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时候，抽调他到局里临时帮忙，回厂后就到厂新筹建的全质办当主任。肖国光原本也准备像何天祥、毛玉麒、陈玉琴那样“理性”发言，这时他已经完全被朱志浩的情绪感染，从座位上腾的一下站起来高声说：“小朱这才是说到点子上了，你们再不要担心这担心那了，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给任厂长建议，马上成立一个项目组，不，还是叫项目处好，从现在起就做这个攻关项目，我呢，就不当这个全质办主任了，坚决申请去项目处，就是跑龙套也心甘情愿！”肖国光干这个全质办主任确实是很纠结，当时局系统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时候，他确实也辉煌过一阵子，可现在是时过境迁，全质办已经处于一个尴尬境地：说它重要确实也不假，名义上是对工厂实行全范围、全过程的管理，不但涉及到产品质量管理，而且涵盖了所有部门的工作质量管理，而实际上这个部门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只是为对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而设立。实际上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从上到下习惯于用政治运动的方法解决经济领域的事情，事情来时轰轰烈烈，热闹一过风平浪静，即使是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多年，这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遗风仍然较为严重。
肖国光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成为这个组提出的最有价值的整改措施。后来任营岩果断接受这条建议，新设项目处，破格提用朱志浩、肖国光为处长、副处长，并集结厂内十几名年轻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实施攻关，终于从轻工部争取到这个项目并费尽千辛万苦成功研造出覆铜铂原纸，成为宏文纸厂扭亏增盈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志浩、肖国光以及他们的团队，也实现了自己青春的价值，成为宏文纸厂的后起之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