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湖广总督府衙门的时候 ，只见府门大开，一大排差役卫兵左右分立，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站立着十余人，为首的一人顶戴花翎，官服朝珠，身材虽然不高，但神彩奕奕，颔下一部花白长髯，一直垂到胸前，正是张之洞。 （）
陪同秦铮的荣俊业也暗吃了一惊，这可是相当隆重的迎接礼仪，虽然说张之洞为人崇尚虚名，大好喜功，踏实不足，豪放有余，但也旷放达观，不拘小节的一面，而且器局宏伟，雅量高致，对付一般的名士，既使是沒有功名，但也会以礼相待，不摆官架子，但摆出的这个架式，还是超出了荣俊业的预想，因为这就差是摆派香案，否则就是迎接钦差大臣的摆场，想不到张之洞会对海外华人这么看重。
虽然荣俊业判断，张之洞会和海外华人达成协议，但还是低估了张之洞对海外华人的重视程度。其实收到了李鸿章、张佩纶的来信之后，张之洞的心里欣喜若狂。因为随着海外华人名声鹊起以后，张之洞就动了心思，希望能够和海外华人结交结交。
到了这个时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海外华人己经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举足重轻的力量，想要再官场上混下去，不可能不和海外华人建立关系。在这方面，张之洞的反应素来十分灵敏，当初在维新派闹得风声水起的时候，张之洞就主动找上維新派，不仅收了維新派的二号人物梁启超为弟子，而且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的时候，还送去了5000两白银以为资助。并且还让自己的弟子杨锐加入维新派，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因此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也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后来杨锐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成为维新派的一员干将，也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朝廷处斩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不过作为一名资深的官僚，张之洞与维新派的结交只是一种政治投资，而并非真心认同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或芠持康梁的变法行为，至少不是完全认同，因此在结交之余，张之洞也刻意和维新派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康有为请张之洞做为强学会的会长列名时，张之洞却电告康有为：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后来康有为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鼓吹民权思想，不仅与张之洞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更是触犯到了清廷的禁忌，便停止了向强学会的捐款，同时还写了《劝学篇》，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观点。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尽管其中有张之洞的弟子杨锐，但张之洞却并没有受到牵连。
但现在海外华人可不是当初维新派那几个白面书生可比，论声势，他们屡败，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让西方人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在张之洞的幕僚班子中，辜鸿铭的职务是洋文案，主要是负责翻译，并且兴办教育，鼎力谋划筹建了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
秦铮笑道：“我们在青岛 ，可是早就听闻过辜先生的大名。”
辜鸿铭怔了一怔，因为秦铮的话有些奇怪，听过自己的名声，到不奇怪，但为什么是在青岛？自己可从未到过青岛，因此也不由问道：“秦政委此话怎讲。”
秦铮笑道：“徳国元帅瓦德西，自称为先生的旧交，对先生的学问素来敬服，多有推崇，因此我们就是从他那些听到先生的大名。”
辜鸿铭呆了一呆，也笑道：“当年一别，还以为从此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之日，却不想在中国竟能有再逢之时，总要见上一面才好。”
秦铮微微一笑，道：“欢迎先生访问靑岛，并会见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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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辜鸿铭和瓦德西的关系，一般的说法是：辜鸿铭留学法国时，住在巴黎某名妓家里，有个每天替这名妓跑腿的德国小贩，是个文盲，但有志气，于是辜鸿铭应那位名妓的要求，教这小贩德文，后者还向他下跪叩首行拜师礼，这小贩便是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清廷与八国联军谈判中，辜鸿铭出场镇住了瓦德西，终于缔结有利于帝国的《辛丑合约》--要不是李鸿章临时背叛商定的计划，清帝国的赔款至少可按辜鸿铭的方案，减少二亿两！这一段故事出于辜鸿铭的一段回忆录，后来基本被收录于所有辜鸿铭的传记书籍中。
不过辜鸿铭出生于1857年，瓦德西生于1832年，从两个人的出生时间来看，辜鸿铭比瓦德西晚出生近25年，而且瓦德西35岁便加入普鲁士总参谋部，成为总参军官。因此瓦德西不可能拜辜鸿铭为师，另外瓦德西的出身贵族，他的父亲和外公的职位都是将军，那么既然是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瓦德西在法国做过小贩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了。
从两人的生平经历来看，辜鸿铭赴巴黎留学时约在1878-1879年间，而瓦德西时有45岁正任德国驻法国大使，因此两人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过交集。但也仅此而己，别说瓦德西不可能拜辜鸿铭为师，就算是真的，也不可能因私人关系影响国家利益。(83中文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