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乔老爷子和往常一样，简单地在阳台上活动活动，就回他的房间里看电视。这是一部十七寸的黑白电视，儿子、儿媳包括孙女婧婧都多次央求想给他换台新彩电，可老爷子就是不点头。
儿媳胡秀丽说，爹，你再不换我们客厅里的背投也没法看了，知道的还行，不知道的呢，还不定咋说我和银忠呢，你让他的面子往哪搁呀？别说咱家不穷，就是穷也不能我们看大的你看小的呀，再说还是个黑白的，可老爷子就是不换。
他说你们看你们的，别人爱咋说咋说，我就看这台小的图像清亮，看啥有啥，屏幕小点放在我床头躺着看还不晃眼，浪费那个钱干啥呀！
老爷子说那个“干”字时咬得特别清特别重，东北味十足，发的是第四声，他说“要是过去那会儿上哪找这小电影看去？你们俩口子工资也不高，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老爷子不吐口，乔银忠俩口子就不敢把彩电搬回来，要不，依他的脾气怎么搬回来就得叫你怎么搬出去，苦日子里头爬过来的人，说到底还是心疼钱呀。
乔银忠小时候虽然跟父亲关系挺僵，甚至和他哥哥一样心里恨他，可是自从那个继母去世后，他还是把老爷子接到了身边。
在对待老人上，应该说乔银忠和老婆胡秀丽都是没说的，这一点，局里内外都知道，没有不夸的。
前面说了，乔老爷子大名叫乔永德，老革命。曾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归国时，成了二等甲级残疾，曾经获得过彭X怀司令员亲手授予的一枚英雄奖章。当过大鼎县的第三任公安局长、副县长、县委书记。老伴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先后为他生了六个孩子，都夭折了，乔银忠小时候，母亲突然身患重病，不治而亡。
后来由国家安排，父亲续娶了朝鲜一谷氏妇女为妻，乔银忠是他的第九个孩子，也是乔老爷子唯一的儿子。
乔老爷子整天的工作任务，除了看报纸就是看电视，困了就睡一觉，中午饭基本上就他自己，晚上给不给儿媳他们带份子还要等她的电话。如今这年轻人他怎么看怎么不明白，干的是工作，挣的是工资，国家给的待遇够可以的了，怎么还成天在外边大吃二喝占公家便宜呀？儿子乔银忠就更不用说了，手里有权，求他的人多，早晨一睁眼空着肚子就走，说是工作忙，鬼知道公安局的工作咋就忙成那样？儿子吃，媳妇吃，就连小学六年级的孙子也跟着吃，光吃不算，俩口子花钱还大手大脚，特冲，现在的社会，谁能说得清吧。
如果光吃点喝点，老爷子本来也不担心，管不了，就不管吧。都老大不小，成家立业的人了，路该怎样走明白得很。他腿脚不好，不常出门，仿佛笼子里圈惯了的鸟儿，外边的世界再精彩好象也与他关系不大了，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月一次的支部活动他是不管刮风下雨，阴晴冷暖，肯定准时参加，雷打不动。常常还要写下厚厚的讲稿或心得体会小心翼翼地揣进衣兜里。对现在的日子，他挺知足，可自从那天晚上后，老爷子不由得暗自替儿子捏一把汗。
老爷子晚上有个起夜的习惯，年轻人从卧室里传出的低低说话声他从来不听，可那天晚上那段话的内容只听到一句就吸引了他：“那钱，你得赶紧用那个身份证找地方存了，还上黑山吧。”“这事就不用你这个大队长操心了，我比你明白，再换个储蓄所……”后面的话就变成耳语了。老爷子赶紧走进卫生间。
新闻联播老爷子是每晚必看的，外边精彩的世界虽然与他无关，但各地新闻他一清二楚，还不糊涂，也明白打黑反腐是怎么回事。回到自己的房间，老爷子就睡不着了。儿子在公安局上班，月薪只有八百多块钱，加上津贴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冤枉钱，有时达到一千二三百元或更多一点；儿媳在县旅游局工作，工资也不算高，俩人的工资每月都如数上交，交给老爷子掌管。别的不说，如果背着他另外还有钱，这钱又是啥道儿来的呢？老爷子心里不托底，而且听着好象还不是一笔。
晚上老爷子好长时间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心里还在没来由地生气：那钱到底是咋回事呀？一看儿子夹个包匆匆忙忙饭也不吃就出门的样子，就气得直喘粗气。他不想问，也没法问，毕竟是偷听来的呀，可一看见儿子就忍不住。看见儿媳吃饭时有点心虚看他的样子，他故意不瞅她，心里话：哼，还以为我不知道呢，看你们啥时候跟我说。儿媳问他你怎么了爸，脸色咋这么难看，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老半天，他闷闷地哼了一句：我哪都舒服，没事儿，你们上班吧。
“爸，那我们走了。”收拾停当的儿媳临出门时扭头说，孙子笑着摆手：“爷爷再见！”
儿媳拉着孙子匆匆地向楼下走去。
乔老爷子只摆摆手，哼哼着出了一口长气。
老爷子锁着眉头，将头从铝合金的窗户探出去。直到那辆黑色轿车从楼前消失了，他的上半身还在阳台外边停滞，好象一尊困惑的雕像。儿子每天上班有警车接送，儿媳出门也有轿车接送，整个县城就屁股大个地方，从家到单位总共也就几步路，怎么不坐车上不了班呀？工人连工资都开不出来，孩子念书买个作业本都东挪西借地四处求人，儿子儿媳官不大，屁股底下却都坐好几十万的车，他们就忍心，就坐得住？
以前这事他没少说，可他管不了，他一说儿子就说这是工作需要，儿媳倒好，干脆不吭声，你说你的，每天人家还是照样来接。今天看着更生气。工作干的咋样不知道，谱儿摆得可不小，如果他们手里还有钱，那钱还不定是怎么来的呢。咳，想想自己干工作那时候，现在这年轻人哪，没法说。
远的不说，1978年他在大鼎当公安局长时，黑灯瞎火，下乡去办案子，有路的地方一人一台破自行车，没路的村只能步行着去，到哪都是想的工作，怎么把案子破了，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当县长时，那是什么样子？下去检查工作，人人背着行李卷，骑台自行车。到公社把行李卷往办公桌上一撂，就奔各大队的田地去了。社员也不拿你当什么县领导，大不了一呲牙，打声招呼县长来啦，就埋下头继续干活，他们也就边检查边操起家伙跟大家一起干。可现在你瞅瞅，一个刑警大队长，一个副科长，屁股底下全是小轿车坐着，光油钱一年就得花多少？
大约九点钟光景，乔老爷子心里那股没来由的气消得差不多了，正蹲在卫生间里吭哧吭哧地洗拖鞋，客厅里的电话响了。乔老爷子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看书看报看电视，没事时总喜欢把房间、客厅和卫生间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有时为几只抹布也得在卫生间里洗很长时间。电话一响，他急忙去接。这是他每天为之高兴和企盼的事，但常常不是错打就是找儿子或儿媳的，连11岁的小孙子的电话都比他多几倍，无形中电话给他带来的又是失落，甚至悲哀。
“喂，谁呀？”
“我呀，亲家。在家呢，干啥呢呀？”
一听是亲家老莫的声音，乔老爷子又有些泄气。老莫大名叫莫守成，也是离休老干部，他的老部下，原先大鼎县的水利局副局长，一生胆小怕事，小心翼翼，唯唯喏喏。他有点瞧不起这个亲家，可闲得无聊时又希望他过来说说话，他知道他这时候打电话没别的事，也是想过来聊聊，他每次来他家之前总要先打个电话，客气一番，知识分子那一套是深入骨髓改不了啦。
果然，电话一通，老莫那个老腔调又来了，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没事过去跟他下盘棋，杀杀，走走，开心些。
“下你个头！”乔老爷子也没跟他客气，半真半假冲着话筒说，“气还气不过来呢，哪有闲心跟你扯。”
“又咋地啦，你这老爷子，”对方哈哈大笑，知道他是没事找事，“你就不能过个安生日子，有些事你非得管？眼不见心不烦，现在不是咱们当政的那个时候了，你还拿老眼光看人，不是自找气生吗？”
乔老爷子不再吭声，“咔嗒”一声按了电话。
放眼一瞅，过去那种贫穷落后的样子一点一滴都不见了，这几年，虽说儿子儿媳的工资按月交给他，可是也怪了，人家好象根本不看重那点工资，儿子乔银忠给他的感觉是越来越有章法，有能耐，你瞅瞅这家里现在置办的，简直比过去的皇宫不差啥了，当然，乔老爷子心里也就是这么一比而已，其实他也不知道没见过真正的皇宫是什么样，只是觉得儿子儿媳这么干，早晚得出点啥事，而他是真的不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乔银忠栽倒，给他这个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干部丢人现眼。
乔老爷子更担心的是，万一出事，自己要不在了，乔银忠的老婆儿子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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