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期开学，我们系从南湖迁到北陵院本部。ｗＥＮｘｕＥｍＩ。ｃＯＭ我们系的新宿舍在校区西北角，三层苏式红砖楼。宿舍房间较小，没有地板，窗户也好像少了一扇，与南湖的宿舍整整低了一个档次。同学们不太满意，觉得总务处是不是歧视我们，班干部也颇有微词。总务处知道此事之后，派一位干事请系里各班的干部到其他系的宿舍参观，回来之后，班长对大家说，“知足吧！财政系的宿舍的墙壁只是抹了一遍水泥砂浆，刷了一层白灰，像癞蛤蟆皮似的。比较起来，除了女生宿舍，我们系的是全院最好的了。”
就寝之前，我对杞芳说，“真是没有福气，南湖多好啊，才住了半年，就给弄到北陵来了。”于是，同宿舍的同学议论起来统计系搬迁的事情。
周易问：“听说南湖的校舍让学校给卖了？”
小王答：“是。”
大王：“卖了干啥？”
小王：“在院部院里盖图书馆，还要盖风雨操场。”
大王：“卖了的钱能够吗？”
杞芳：“听说电影机也卖了。”
春山：“好，牺牲了小家，为了大家，应该。”
大王：“从总体上看，北陵校舍比南湖可是强多了。”
柳骏：“这下子，星期六的舞会不必从南湖跑到北陵，半夜三更再从北陵跑回南湖了。”
我：“这回是只累嘴，不溜腿了。”
杞芳：“听说没有！教学楼是拿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的图纸建造的，本来是二十几层，‘三、五反’给反的只剩下三层半了。”
周易：“原来外墙是黑色大理石贴面，现在改为水刷石墙面了。”
东北财经学院教学楼，当时在沈阳高校教学楼中不说是数一数二，也是很够档次的。普通教室有三种：标准教室，合班教室，合班大教室。每一个教室都是前后两个门。陈放副校长曾经说过，老师讲课你不爱听，可以从后门出去。窗户敞亮，三层窗户（外层是纱窗）的窗户扇都是向里开。墙壁极厚，暖气片隐蔽于窗下的墙内，看不见暖气包和暖气管线。教室排气口镶嵌在教室靠窗木地板犄角处。教室内除了正面绿色毛玻璃黑板，棕色木地板，白色门窗，白色墙壁与天棚，天棚上悬挂六盏饰有乳白色灯罩的照明灯（1958年改为日光灯管），再也看不到任何多余的东西。
教学主楼的正门对着校园大门。大门外是一条东西向的较宽广的大马路——崇山路，当时还是砂石路面。往东可以到北行和去太原街的9路汽车站，通向师范学院、北陵、北市场等等去处。南面是只有一片参差不齐的小树的百鸟公园。东侧是俄专，西边为多数是维吾尔族学生的交通学校，东北方向有辽宁歌舞团，水电学校，北面有一条臭水沟和稻田地。
晚上，从我们住的宿舍窗户向北可以看到坦克靶场打靶的五光十色曳光弹的灿烂的线条。经常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飞机发动机的吼声，有时震得窗户框吱吱直响。刚开始听到这种惊天动地的响声，觉得五脏六腑都要离位，时间长了，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北陵校区很大。校园大，道路就显得十分重要。东北财经学院院内的道路既不是水泥路面，也不是柏油路面，但是，它，一年四季、晴天雨天都能够达到畅行无阻；晴天无灰尘，雨天不泥泞。据校工说，奥秘就在于铺路材料叫三合土：炉灰渣、白灰、黄土；校工们不断地、经常滚压，洒水，保持路面平整、实成。这种路面的优越性还在于它的渗水性极好。校园的核心是操场，东北财经学院的操场，不管是有没有比赛，400米跑道经常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跑道白线画的清清楚楚、立立正正。我真钦佩那些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体育老师们。我每一次路过操场跑道时，总是把脚小心地踏在没有划线的地上。操场北侧是学生食堂、宿舍、浴池，教师独身宿舍，花窖……。新盖的图书馆大楼、风雨操场在教学主楼与操场的西边。再往西，是教师家属宿舍、教师食堂。院内树木不多。
清明节植树。系学生会宣传委员让我在一块黑板上写一条有关植树的标语。我问他写什么，他让我自己编一条。我想来想去，想出来“让我们做一个光荣的园丁吧！”，征求几个同学意见，都赞成。于是，我用楷体勾画出12个空心大字、一个惊叹号。然后，用绿色粉笔、白色粉笔涂画出白、绿相间的竖条充实大字的空心。下边，又加上“统计系宣和年月日”，很有春天的气息。写好了之后，摆放到宿舍楼门口之外。
各班在楼下集合出发时，系干事喊道：“让我们做一个光荣的园丁吧！出发！”
下午，在大操场上召开全校师生植树总结大会。最后，陈放副校长讲话。讲话当中，他提到，“统计系门前的黑板上写了一条大标语，‘让我们做一个光荣的园丁吧！’做园丁好不好？好。但是，那不是你们，不是你们这些大学生。国家兴办高等学校，人民拿出那么多的钱，供你们学习四年，培养一个园丁吗！你们要掌握管理国家、治理社稷的本领。我们培养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级人才。工业经济专业、贸易经济专业、农业经济专业，学完了干什么？当工厂的厂长、公司的经理、农场的场长。财政专业的学生要学会算社会主义大帐、国家的大帐。统计是国家政治，是认识社会的武器，如果当一个数字记录员、扒拉扒拉算盘子，用不着上财经学院。园丁光荣不光荣？光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都光荣，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你们在财经学院学习，将来的岗位是财经工作，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光荣的财经工作者。”
陈放副校长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一年以后的“红专辩论”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受批判的奇谈怪论。
陈放副校长之所以讲了那样一番话，不是无的放矢，是有所针对的。当时社会上有“男学工，女学医，学习财经没出息”的流言蜚语。在财经院校，闹专业的思想在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中较为严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外战争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是压倒一切的历史性工作。大多数中学生的愿望当中，做一个工程师，是最高的理想。在社会上有一种成见，认为上财经学院都是考试成绩较差的学生。五十年代后几年，报考财经院校考生不足，把一些报考工科的学生强行分配到财经学院，更加重了对学财经的轻视，闹专业的思想难以消除。上海、广州和江浙地区的学生对学财经比我们东北的、特别是农村出来的同学要好得多。人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凡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所处环境和时间；现在，50多年之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愚昧无知。
（2010年5月23日16: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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