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拾四章 永不过时的激情燃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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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诸多阶层和团体,遵纪守法的同时,按照各自的想法,悠闲享受着自己的小日子和生活时,上海的崇明岛却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运动大围垦。

    主位面许多人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新炎黄共和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简单来说,就是粮食不够吃,开始饿死人了。因而当时炎黄中央要求各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可对于那时候的工业城市上海来说,柏油马路上种不出粮食,但解决数百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是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所以那年月,上海刚刚造出了新炎黄共和国第一条万吨巨轮“东风号”后,它的一次航行任务不是远航访问,而是立刻前往青岛和津海抢运大白菜,以供应嗷嗷待哺的上海市场。

    当时的上海政府,为了解决60年代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问题,克服上海人多地少的客观现实,决定向大海要土地,向荒滩要土地。整个上海前后动员十几万人开垦崇明岛、南汇、宝山、奉贤等地的滩涂荒地,从而增加了整个上海农副产品的供给量。当时虽然穷虽然苦,可怀揣崭新梦想的炎黄国人,身上好似有使不完的力气和永远充满激情。他们在奉献自我以强大国家的激情燃烧岁月中,仅自愿报名参加去崇明岛的人数就超过数万,这里面有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学生、店员和社会青年。

    报名人中,有些人不满16岁,有些人自己孩子生下来还没满月,可没有人抱怨,每个人背着背包,拎着装脸盆的网袋就出发了。当时崇明岛上一无所有,全体围垦成员就砍芦苇,用它当建房的材料、编吃饭的桌子、搭睡觉的窝棚。没有床,就把芦苇铺厚点,并且常常是600多人一起侧身睡大通铺。

    要知道开垦是个极其费体力的活,按理说应该吃的稍微好点。可是炎黄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那年月,哪还有多余的物资可用?连东三省这个号称炎黄粮仓的地方都饿死人了!所以即使围垦的工作再辛苦,政府也没有能力增加哪怕一丝一毫的口粮供给。并且由于许多人离开家时,随身只带了粮票,而把菜票、肉票等留给家里其他人,所以围垦几个月下来,患浮肿病的人占到了整个围垦会战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六十。

    “白天我开拖拉机,晚上有时也要开,嘴巴干的不得了,就到沟里面去捧水喝,第二天早上一看,这水沟里全是蛆,看后我就恶心,就后悔,自己怎么就把这么脏的水全喝下去了。那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一意干围垦的,工作是拼命的,确实是拼命地。”

    “全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一副泥筐,一担一担烂泥挑上去,拼了命的做啊。冬天里,冰天雪地照样做,在淤泥里穿鞋不好走,我们就打赤脚,我们真是艰苦,确实是艰苦。”

    “我记得有一个叫李东如的人,是哪个区的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姓周的区长,跳到河里,那时候什么天啊,多冷啊,把水堵住,再用烂泥把草包推下去,去填那个缺口,让大坝合拢。那时候我也跳到冰冷的水里,人就这样精神啊。很多领导干部,真的是冲锋在前。我就觉得,那个地方、那个年代,体现出来一种党的力量,党员模范的力量,领导干部的力量,真的是感动人啊。”

    20世纪末期,这些已经逝去青春年华的老人们,回忆当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仍然激动万分、慷慨不已。对于他们来说,50、60年代的那种奉献、那种付出是一种情结、一种符号、一种精神,是现今许多年轻一代无法理解和整个社会最最缺少的。后世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红党历史时,经常抓着某一个大人物某个片段大书特书,可是对于当时众多普通百姓的生活工作,却少有提及。

    在主位面21世纪,人们忙着挣钱、心灵空虚、信仰缺失,不正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最好注解和思索?

    第一目标位面,炎黄大陆,上海市崇明岛。

    由于有王凡提供的大量粮食,整个炎黄大陆的食品供给是绝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王凡不是神,他带来的,多是不易腐坏的大米、面粉等。对于保鲜度很差的蔬菜就只能靠各地省市自己想办法了。

    由于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不论是蔬菜种植面积还是蔬菜种植种类都非常少,所以很多上海百姓在菜品可选择余地上非常小。所以不同于主位面那年月的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在第一目标位面“生活”的更好,更有滋有味,上海区委区政府同样做出了向大海要田地的口号和行动,于是崇明岛的围垦行动提前十几年开始了。

    1944年的崇明岛,面积大约600多平方公里,大小只有2014年崇明岛1200多平方公里的一半左右。和主位面历史一样,同样的一片荒芜、芦苇遍地。但不一样的是,此次参加会战的人数只有7000多人,并且没有举着红旗、拎着脸盆、排着整齐的长队缓缓走来。他们大多数人坐着卡车赶到现场。几百名具备驾驶经验的驾驶员,开着经过运输船运抵的拖拉机、挖掘机、犁地机、压路机、车载发电机、混凝土搅拌机等过来。随同这些设备一起抵达的,是二十万多吨沙石、沥青,还有数百间活动板房,短短一周时间内,遍布岛上23处工程营地就初具规模。每个工地都装备了饮用水净化机,建起了统一食堂、澡堂,配备了至少一名懂得医疗急救知识的卫生员。

    “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市委书记陈yi同志(兼),在批示同意崇明岛围垦工程时,特意强调道。

    “我们既要干好,又要保证质量及工程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唐伟(王凡伪装)每次开会,总会特别强调:“提前完工没有任何意义,既然通过科学方法测算出了工期,就要把侧重点由赶工期、抢工期转移到提升建筑质量上来。做百年工程!一个福泽后代的精品工程,意义上远大于数个豆腐渣工程!”

    “凡是质量问题引起的资源浪费,工程总负责人将承担首要责任,即使当时未发现,十几年后发现,也将追责!”

    “要质量不要数量,保民生重于乌纱!”

    “凡赶工期引起的质量问题,该抓人抓人,该判刑判刑!”

    一个又一个口号和标语,在工地四处张贴警示,它们是促质量促责任的催化剂,在新炎黄民主共和国,由于最高层的重视和引导,整个炎黄社会开始走向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重视实地试验数据,讲究方式方法的思路上来。

    “同志们,加油干啊~~”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红党为人民,人民助大家,齐齐同奋斗,共铸新炎黄。”

    开工后,一个又一个号子传遍工地,一处又一处工地的工人们挥洒汗水,这里的工人很勤劳,这里的人民很快乐。

    晚上,崇明岛某一处营地内,辛苦了一天的围垦者们正在休息。

    “浦师傅,你看看这个机器怎么弄?我不会搞。”虽然下了班,但是珍惜每一分钟时间的19岁普工小赵,操着浓郁的上海地方话问道。他正抓紧时间熟悉新机器,学习新知识。

    “这里的齿轮需要向外调一点,还有这里的数字代表液压,你看,它现在的刻度显示...”经过多年锻炼,具备一身扎实工艺的蒲师傅,毫无保留的教授道。

    在旧上海,学徒像掌握一门手艺,要吃“三年萝卜干饭”。它是一句上海俚语,大意是要吃的一段时间苦,方可真正掌握一门手艺。在旧社会,掌握了车工、钳工、刨工这样的工业技术,再磨练几年,就具备了在上海打拼生活的基础。所以师傅两字非常珍贵。它不是随便叫的,被人叫一声师傅,既包含了对其手艺的敬重与承认,又表达了师傅给予自己一份生存能力的感恩。

    深夜,营地宿舍内。

    “刘飞,听说你妹妹报卫生培训班了?”和徒弟两人共住一屋的浦师傅唠嗑道。

    “是,师傅,她想去学习医疗知识。上次我奶奶在街上突然晕倒,被路人送到医院才知道是突发急症,如果再晚点,命就没了。并且医生也说了,平时也需要合理饮食和注意,否则再犯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妹妹才想去学医,可以工作之余,有能力照顾奶奶。”

    “有用就行。现在各行业工资差的不多,并且都有上升级别,只要真掌握了技术和知识,完全可以拿到和上海市长同级别的工资(王凡参考后世建立的八级工制度)。房子也按人分配,没什么负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挺好的。”

    “恩,还是新政府好啊,现在的日子和两年前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想到原来挤在窝棚里生活的刘飞,唏嘘感慨道。

    “所以你要好好学,掌握真本事,回报社会,人要有良心,知恩图报。”

    “是,师傅!”

    1944年,在第一目标位面整个炎黄大地上,人们的血是热的。这里不会有后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会儿害怕倭寇核电站事故造成的核辐射,而听信留言盲目的抢购食盐;一会儿又因为搀扶倒地的老太太而被老太太反咬一口的冤假错案,以至于主位面社会上出现了“防偷防盗防老太”一说;还有佛山两岁女孩被车辆碾过躺在血泊之中,而10多个路过的行人却冷漠的走开。

    1944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1944年炎黄民族的血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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