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府寺必须立即停止蛮干！”李敦敏语气激烈，“下官已是第三次来政事堂陈情，李大卿只顾着追讨永顺钱庄的债务，却不知东南情势之微妙脆弱，这般蛮干，必酿成大祸。近几年内，海外贸易原本已呈萎缩之势，海商利润亦大不如前，然东南诸路工商之兴勃，却为古来所无。但这种兴盛，却全赖于钱庄之日渐发达。以造作瓷器为例，若某海商欲购瓷器万件，于当年冬借季风下南海，则在当年夏季，即要和瓷窑事先签订契约，付十分之一的定金，瓷窑签了契约，便用此契约抵押，向钱庄借贷，这才好雇人烧制瓷器。到了冬季，海商出海前，又向瓷窑付清六成的货款，余款以家产做保，待次年夏回来，再连本带息付清。而瓷窑也要这时候，才能还清钱庄的欠款。以下官所见，象以往那样，或由海商事先预付五成甚至是全部的预付金，或者完全不付预付金，只管现货买卖，货到账清的事，已经越来越少。此亦是由于作坊间竞争激烈，坊间所卖之货多于买者，而海商为牟取最大利润所然——若在六七年前海外贸易最景气的时候，海商要买货出海，不提前一年付清所有款项预订，甚至可能无货可买。但今时不同往日，即使冬季逆风回国的海商，也往往会拖到夏季再结清货款，这在近一两年内，几乎成为惯例。但其实海商亦不容易，海商间竞争之激烈，更不在国内作坊之下，不少海商采购国内货物，也是向钱庄借贷——因为借给海商的利息要高于别处，钱庄亦乐于借钱给他们。”
李敦敏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也不停歇，又继续说道：“下官一直以为，东南情势已经岌岌可危。各种作坊为了竞争，拼命造作，但大部分货物，除了供应海外与本州本路，在国内是卖不掉的。比如瓷器，若非是名瓷，大宋哪州哪县不产这个？便有水路，算上运费，已是成本过高，倘若要走陆路，那成本更是高得吓人。所以，倘若这么继续下去，东南作坊产量越来越高，而海外贸易又越来越萎缩的话，迟早闹出大事来。不过话虽如此，但两三年内，还未必真会出事。可如今李大卿这般作为，半年之内若不出事，下官敢把这舌头割了，给李大卿赔罪！李大卿不知东南情弊，以为讨回债来便是功劳，但据下官所知，永顺钱庄借出的钱，七成是直接借给海商，三成是借给东南的钱庄、作坊。不论是海商也罢，钱庄也罢，作坊也罢，这时候根本不是结算的季节！纵便是永顺钱庄借出的都是大宗放贷，和海商们另外商议了结算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早过二月。而如今却是十一月，却叫他们上哪里去找钱来还债？李大卿只管逼海商还债，官府催债，百姓又岂敢不还？逼得紧了，难免要百般筹钱，追讨债款，甚至卖田卖地——可其它借过钱给这些海商的钱庄，还有货款没收回来的作坊该怎么办？既到了这个地步，只怕免不了也要上门催债的。倘若他们收得回还好，若收不回来，钱庄免不了又要怕作坊的债收不回来……除此以外，更要命的还是借给钱庄和作坊的钱。海商反正人和货都不在国内，若夏季能平安回来了，还有个希望，可许多小钱庄和作坊，这个季节却是经不起催债的。”
李敦敏说到这里，这才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下官现在最担心的，便是怕有作坊和小钱庄支撑不住破产！如今作坊工人的工钱，平时都只给些许，只够勉强度日，大半的工钱，分别在年前与中秋结算，作坊倘若破产，这些工人工钱没有着落，谁能担保不会激起民变？小钱庄破产则更加可惧，下官只怕一家钱庄破产，会连累大量钱庄跟着倒霉，到时候整个东南谁也无法幸免。这后果实是不堪设想！相公、参政，这交钞一物，现如今在京师是不值钱，在东南却还值钱呢！李大卿把东南的交钞收回来，对朝廷又有何好处？今日之事，实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倘若废除交钞的传闻再传到东南，这内外交攻，水火并至，东南又有几家钱庄能受得住？！请相公、参政早下决断，若再犹豫不决，或是等闲视之，到时候真要不可救药了！”
李敦敏所说，尽管石越和范纯仁都已看过他的扎子，石越也与李敦敏面谈过，但这时候再听他说一遍，亦不由耸然动容。但他字字句句，一口一个“李大卿”，矛头直指李清臣，却也叫石越心里暗暗叫苦。
李敦敏所禀之事，石越已经意识到非比寻常，李敦敏回京之后，就这件事，也已和他说过两三次，但李敦敏前两次至政事堂，都是司马光当值，司马光虽然也很重视此事，但他却以为李敦敏有点危言耸听，毕竟东南诸路之富饶，司马光比谁都清楚，司马光绝计无法理解，以东南诸路的富裕，以海商的富可敌国，少个千把万贯交钞，又能出什么大事情。他反而一厢情愿的相信，万一交钞危机波及到东南，东南少点交钞，受的冲击也许还要小点。毕竟自交钞危机以来，每有政事堂会议，石越都是凭借着他那点可怜的经济学知识，反复重申着尽可能的回收交钞，是解决交钞危机必须要走的一步。石越的主张，在政事堂内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司马光等人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政事堂诸公一时没找到大规模回收交钞的办法，所以未遑实行。但这个观点，在司马光广泛谘询过如食货派学者等等各色人物的意见后，却已经完全被司马光所认可了。所以，在他看来，李清臣可能莽撞了一点，但可能无意中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李敦敏的面陈，还有他的札子，司马光只是例行公事的发到了太府寺，要求太府寺“分析”。
太府寺是什么回应，如今还不得而知。但石越却深知此事拖不得，因此才不顾司马光是否芥蒂，急急忙忙又召见李敦敏，询问此事。石越心里本就担心惹恼了司马光与李清臣，事情无法收场，岂料到李敦敏心里着急，竟然也失于考虑，只管直斥李清臣不懂财计，邀功误国。石越只道李敦敏素来是极机敏的，哪里想到人若着急起来，说话哪里又会那么周全？
这时候石越不得不为李清臣缓颊，因道：“若果真如修文所言，则外府处置此事，确是有欠考虑。吾侪身居两府，智不及此，亦难辞其咎。”他只说“外府”——亦即太府寺，却不提李清臣之名，又把自己和两府诸相都主动靠上去担了责任，轻描淡写便将李清臣的责任淡化了。
但范纯仁却没这么多顾忌，直言道：“此事我亦读过札子，财计上的事情，我是不太懂的，但李海外札子上把事情说得极清楚。方才李海外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今年三月的《白水潭学刊》转载过一篇文章，是专论钱庄一物的，那文章说，一千万贯交钞，经过钱庄，实际可能相当于三千万贯甚至更多的交钞在坊间周转，这才是真正的‘货币乘数效应’——若按此文的观点，太府寺一两个月内要自东南收回上千万贯的交钞，岂非相当于抽空了三千万贯的钱钞？照李海外所言，此时正是海商、钱庄、作坊都周转不过来的时候……”说到这里，范纯仁已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把自己吓了一跳。半晌，才喃喃道：“会不会已经晚了？”
“但愿还不晚。”石越摇了摇头。范纯仁又让他吃了一惊——他号称“不太懂财计”，可他说的这番道理，石越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而范纯仁不过看了一篇论文，便可举一反三。这让石越不由得暗暗感叹：果真要比智商，自己只怕要比范纯仁低一个档次。
这时范纯仁忽又想起一事，脸色顿时惨白，“若东南局势果真如此，便是没有李清臣这出，交钞之事传到东南……”
“正因如此，下官才再三求见，请诸公万万不可再有犹豫拖延。”李敦敏焦急地说道，“东南、海外贸易，实为朝廷财赋之所系，东南乱不得！下官此来，听说许多废除交钞之议，此辈全是坐而空谈，东南钱庄之发达，全赖于交钞之发行，倘若废除交钞，对东南钱庄来说，便是灭顶之灾。东南钱庄一垮，整个东南之作坊、好不容易才有今日规模气象的海商，覆巢之下，恐无完卵！”
“张天觉之议，却与李海外不同。”范纯仁有点奇怪。
“张天觉是以为无药可救，他是想断尾求生。交钞击垮的，是东南的工商业，对东南农业影响较小，他的主张，是熬个五六年，再重新整顿，也未为为迟。况且东南真正的大作坊、大海商，是一定能存活下来的，倒霉的只是小钱庄、小作坊……”
李敦敏指责张商英与东南的大商人大地主过从甚密，对石越来说，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张商英主张断尾求生，原也是个合理的主张，况且自与石越密谈过后，张商英虽然态度依然明确，但也很积极的配合石越，参与到挽救交钞的努力中来，并没有扯石越的后腿。这一点也让石越消除了对张商英的不满。因此，他见李敦敏心中焦虑，口不择言，竟又抨击到张商英头上，正欲打断他的话，却听李敦敏又道：“但下官却以为，东南诸路的小作坊、小海商、小钱庄，才是东南繁荣之关键。若海外贸易与东南之工商业被几个家族控制，于朝廷于百姓，皆有害无利。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便要尽可能挽救交钞。没有交钞，就不会有东南真正的繁荣，但若朝廷这次废除交钞，所谓惊弓之鸟，日后朝廷欲再颁行纸纱，只怕也是千难万难。”
石越这才放下心来，却听范纯仁额首道：“这话确是这个道理。”又转向石越问道：“我听说先前君实相公已令外府分析，未知可有结论？”
石越摇头道：“还未报上来。”
范纯仁又细细问了些东南诸路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情况，李敦敏在两浙路当地方官，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回答起来条理清晰，又随口能举出具体的案例和数据，竟是很得范纯仁青眼。原本在东南官员中，如张商英虽然也是传统的儒生，比较关注普通自耕农民的利益，但却的确和大商人大地主打得火热；而李敦敏却和张商英大不相同，他最关注的，却是中小商人和中小作坊主的境况，他虽是所谓的“石党”，但对唐家为首的十八家却极是疏远，甚至多有批评，认为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垄断原料、操纵价格，对国家有害无益。李敦敏又说起他在两浙打击试图垄断价格和市场的传统行会组织与牙人组织，给牙人颁给“身牌”进行管理，又迫使行会改组，石越和范纯仁这才知道李敦敏与张商英等人原本就有明里暗里的冲突。李敦敏的主张显然很对范纯仁的心意，竟频频赢得范纯仁的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