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好吧，请他来。”我不相信辩论不过他。
老同学领我来到一间办公室，门上有一块牌子，上有“谈话室”。我说：“这不是与犯人谈话的地方吗？”
老同学说：“没有关系，现在办公室里都有人，说话不方便，你在这里坐一会，我叫他来与你聊。”我说好，就坐下了。
不一会，一个高瘦的警察进来了，中年人，戴着眼镜。他自我介绍说：“我姓周。”
我站起来说：“周科长，你好，你好。”于是都坐下，一起谈论对自杀犯情节严重者要不要判处死刑。
周科长思路很清晰，他先从新《刑法》上来谈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他引了新《刑法》第六章“公民侵犯自身权利和放弃自身民主权利罪”下面之第三百一十二条‘蓄意自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自杀未遂，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他举了即将被枪毙的本看守所犯人的例子。那名犯人数年间，多次自杀。第一次是服用安眠药，被妻子现，送到医院及时抢救，自杀未遂，白白花了千多块钱。后来他在公路上撞车，幸好司机反应快，及时避开了，只受到一些轻微伤，司机被判赔偿医药费两千元。他的家人怕他自杀，有一向随时派人跟着他，耽误了许多上班时间。那时候，自杀犯罪还没有写入刑法，大家拿他没有办法。谁知新《刑法》颁布后，他还想自杀，登上一幢七层楼的顶层，站在屋顶边沿上，眼看着楼下，有人现，报了警。当时就出去了几十名消防队员，在楼下铺满了几张很大的汽垫，还从湖南警官学院请来心理诱导师，在顶楼劝导他。他一句话不说，硬站了三个小时，诱导师口干舌燥，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不再劝说。公安局又派一个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指导员来劝导他放弃自杀。指导员反复说，放弃自杀等于犯罪中止，将不受刑罚，不然，自杀被人抢救过来，算是自杀未遂，是要判刑的。他还是不说话。指导员说了三个多小时，喝了七瓶矿泉水，没有一点转机。眼看天快黑了，大家都没有办法，楼下的消防员也换了一班人。许多警察和消防队员被他一个人累得不行，有的警察开始骂人了。围观的人也不满意了，说要跳就跳，让人白白等了七八个小时。到了下午六点半左右，太阳快要下山，黑暗渐渐来临。他好象感觉到死亡在召唤自己，闭上眼睛，纵身一跳，先被楼下的广告架挡了几次，减少了下坠度，再落在厚厚的气垫上，他居然站起来，四处看看，他好象觉得奇怪，这么高跳下来，居然没有死。警察将他立即送到医院，做了全面体检，他只受了点轻伤。按现在的《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自杀是犯罪，要判刑的。当晚，警察在医院里将他逮捕。不久，检察院提起公诉，长沙市中级认民法院以他蓄意自杀，情节特别严重，一审判处死刑。这是新《刑法》颁布以来，我国第三名被判处死刑的自杀犯，我省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自杀犯。
我很好奇，想知道第一个因自杀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什么人，因为什么事。周科长说，他是安徽一个农民，因他怪乡里村里收费太多，家里穷，拿不出钱，被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抓了去，关了几天。他不服，大吵大闹，被人打断了手。放了回来，他卖了家里的猪，与同乡另一个农民到北京来上访。谁知乡里知道他们要上访，写了材料报给县里，县里报给省里，省里很快递到中央信访部门。电子公文的度自然比他们坐的火车快。他们到了信访部门，一报名字，说为了什么事来的，人家早就看到了基层政府报来的材料，他们当然相信党的基层组织的话啦，不接受那两个农民信访，让他们立即回去，应该交的钱要及时交清，上访没有用。如果再来，就是妨碍公务，只有通知当地警察来抓人。那个农民很刁，既不服乡里的政策，又不听中央信访办同志的劝告，总觉得自己那点小利益被侵犯了。你说他没有觉悟？没有头脑？不，他步行到**，买了一张三十元的登楼票，跑**城楼的正中央，就是**当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的地方，他看一眼广场上密密麻麻人，飞快爬上护栏，想一头倒栽下去。楼上的便衣警惕性相当高，立即大呼，有人要跳楼。楼下执勤的两个武警反应敏捷，冲上前来，伸手接住。那个农民的脚挂了一下**画像，减少一部分阻力，落到地面前，被两个武警接住。那个农民没有事，一个武警的手臂骨折了。**画像也被农民脚上穿的那双旧解放鞋划了一道印子，象将人头劈开两半。人中部位的印子最明显，有人在远处看了说象希特勒那一撮小胡子，简直污辱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警方当即逮捕了那个农民。后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自杀罪判处这个农民死刑，以损坏文物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以过失伤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八年，数罪并罚，最后执行了死刑。与他同村的另一个农民也要与他一起自杀，因为他身上只剩下二十四元，买不起登楼票，就投入金水河，被武警捞了上来，喝了一肚子脏水，没有死得成。后来，他因自杀罪判了无期徒刑。
我问：“这个农民真该死，你有天大的委屈，自杀也不要到**城楼上去嘛，那国际影响多么恶劣，给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多个大损害！临死还让年轻的武警骨折！”
周科长说：“就是嘛。他不顾蝼蚁之命，损害的却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我又问：“那第二个被枪毙的自杀犯呢？”
周科长说，第二个被枪毙的自杀犯是上海的，一个白领。据说在执行枪决时，他站都站不起来。恰恰是他，在上海召开一次大型国际经济论坛会议时，他爬到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上，当着各国代表的面要往下跳，临危不惧，国内和国际影响极其恶劣，幸好被上海特警及时制止了。
周科长拿出一张数据表，他说：“你看这一条线的走向，国内自杀事件，每年呈递增趋势。自从颁布了新《刑法》，自杀现象有下降的趋势了。为什么会下降呢？难道想自杀的人还怕死吗？不是，他们有自杀冲动时，并不怕死，但怕触犯法律，怕被枪毙而死。这就是法律的刑罚对自杀者有震慑作用。从理论上说，许多人不如意时，时常会想到自杀，有的只是一闪念，想想而已，有的却执迷不悟，蓄意自杀，而且很多人自杀成功了。假若全国患忧郁症而且有自杀倾向的人都成功自杀的话，那么，我国每年要死去二三百万人，人才损失达几百亿，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果将自杀者以处刑罚，即使他在看守所里仍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可是，枪毙他与他自己自杀而死，感受是绝对不同的。
“再从人权来说，自然人凭什么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自然人是父母生的，文化是老师教的，上了大学，国家提供大量奖学金。国家的主体是人，如果人人都采取自杀消灭生命本体，国家必将衰亡。因此，将自杀列入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人道主义的独创。就是说，枪毙少数几个自杀犯，来拯救大量的即将自杀的人们，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就听说有几个人因为拆迁纠纷，到北京上访没有结果，想在**前**也不敢了。这就是新刑法的威慑力所在。”
我本想与他争辩，听他一番话后，放弃自由思维，坦诚地认同他的观点。接下来与他交谈很愉快。
我离开看守所前，老同学已经办完事了。他告诉我，明天早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市体育馆召开宣判大会，大概在上午十点左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给了我一张门票。
次日，我去体育馆参加宣判大会。馆外有许多警车和武警。进了馆内，台上台下，站满了人。台上几名犯人被五花大绑，背后插着牌，有一个上写“自杀犯”三字，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写他的姓名，划上一把叉。我坐在前排，看清了他。他低着头，全身似乎在抖，还流了眼泪。想象不出，他曾经竟是一个坚定的自杀主义者。
当天下午，我在单位打电话给老同学，很想知道那个因自杀判了死刑的犯人临死前的情形。枪毙死刑犯的事老同学经历得多了，他说起来很轻松，甚至有些搞笑。他说，前一天晚上，看守所给那个自杀犯单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无非是鸡鸭鱼肉，海鲜肯定没有，可以喝半斤酒。他吃了饭，洗了一个澡，晚上仍然与其他犯人睡在一个监舍里，只是戴了脚镣。他肯定睡不着，其他人也睡不着，陪他说话。大概早上三四点钟，人都累了，会倒下睡一会。到了五点半，四个年轻的武警打开铁门，冲进去提他，我与法官跟在后面。其他犯人都会惊醒，坐起来，谁都不说话，都看着他，算是送行。整个看所守知道要枪毙人了，都醒着，很安静。武警在捆绑他之前，先札好他的裤管，因为很多死刑犯绝望时可能会大小便失禁。刚动手捆绑时，他果然先尿了，接着拉了一筒屎，掉在扎住的裤管里。他脸色惨白，有气无力地哀嚎，我冤枉啊，冤枉啊，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他全身软，后面两个武警架着他。有一个年轻武警实在忍不住，边捆边问，你现在既然怕死，为什么自杀时一点都不怕死？那个死刑犯哭着节节巴巴地说，他怕被枪打死，宁愿自杀。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将我带到一幢高楼上去，我愿意自己跳下来死，为你们节约几颗子弹。武警当然不会听他胡言乱语。武警是执行公务，我们也是执行公务，谁也帮不了他这个忙。在法律程序里，他只有一个死法，被枪打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