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节风口浪尖中的日子（一）
不过，对于“特殊时期”中的经历，贾忠勇讳莫如深，没有提及，郑浩反复在疗养院别的老干部口中探寻，才得知个大致情况。
在那样的日子里，贾忠勇陆续升任第四十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更在一九七零年七月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贾忠勇成为了“九门提督”，他因其执掌首都防务大权的特殊性，被迫站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但他坚持原则，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为**反革命集团以及随后“四人帮”集团的威逼利诱所动。
在被称作“九一三事件”的处理期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贾忠勇迅速调集卫戍部队加强了对重点单位、要害目标的警卫。随后，贾忠勇又为查封**集团的黑据点、搜集其罪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中立了大功。他在粉碎**反革命集团中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开国领袖的赞许。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副统帅”**带着老婆、儿子，从山海关军用机场爬上私调的飞机出逃叛国；同时还有一架直升飞机由京郊沙河机场起飞，航向也是**座机飞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事件突发，形势严峻，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应急部署，贾忠勇也在其中。周总理指定贾忠勇等人负责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戒严令。贾忠勇在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中，许多时候要亲临一线直接指挥和处置。十三日凌晨，北京附近各机场奉命封闭。贾忠勇命令进驻机场的戒严部队：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并设置障碍物，如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枪开炮；将所有飞机上油料全部抽出来，加派岗哨看好油库。由于考虑严密，部署周到，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十分满意。十三日当天，**一伙在北京的五处秘密据点被查封。贾忠勇到每个点上指导执行任务的卫戍区干部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为了加强北京地区战备力量，中央命令隶属关系不同的十个师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遇到这样严重复杂的局面，指挥多达十个师的部队，准备对付可能内外勾结来颠覆我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这对贾忠勇来说，是带兵以来第一次。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沉着果断，指挥若定。贾忠勇率先提出了南口、首都机场、保定以北等重点防御地区和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集群突袭等作战方式。这一备战方案报中央批准后，贾忠勇主持各师主官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作了传达布置。
从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卫戍区派出的搜寻部队和当地民兵包围。贾忠勇接到从现场打来的电话，遵照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当面交待的“严密搜寻，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的应急措施，向现场指挥干部下令：“严密封锁机降地域，保护好现场，将俘获人员和机上物品立即押送卫戍区，要保证路上绝对安全。”部队搜获的机上物品，经贾忠勇等亲自动手清点后，迅即上报**和周总理。劫持直升飞机外逃的**死党周宇驰畏罪自杀，自杀前撕毁了一些信件。在现场找到的零星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有**亲笔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和**集团“小舰队”人员名单等重要罪证。其中一封**给黄永胜的亲笔信，“胜”字只剩“生”旁，缺“月”旁。贾忠勇知道事关重大，指示某团团长张前进“务必找到”。张团长带一个班到现场又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小雨后泥泞的地上找到了这片比小指盖还小的碎纸。此前，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曾将这封信给黄永胜看，希望他能悔悟。黄永胜和吴法宪都假装糊涂，说没听说过空军有叫“黄永生”的人。后来找到“月”旁，周总理又一次给黄永胜看，黄即瘫坐在沙发上。被捉获的**死党李伟信是直升飞机上重要的活口，贾忠勇连夜对李进行审讯，李供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都对彻底粉碎****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接见军委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时，还动情地握着贾忠勇的手对在座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说：“贾忠勇是真忠勇啊！”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的忠勇，只能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勇敢对敌。而在和平时期的“忠勇”，集中体现在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贾忠勇过去带兵打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面临的情况与战争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十年浩劫”的发动者的失误为奸佞所乘，**、**之流窃据中枢要职，把持了党和国家乃至军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首都卫戍部队要做到不被野心家、阴谋家驱使利用，这对于卫戍区司令贾忠勇来说，无疑是空前严峻的考验。
贾忠勇一向以“不混官做，不混饭吃”自律自勉，做事说话皆出自公心，从不为私曲意逢迎，苟合谬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阴谋，鼓吹“天才论”，指使党羽四处串联，拉人入伙为他们张目。北京组的聂元梓找到了贾忠勇，蛊惑说“有人反对**”，贾忠勇当即表示不愿同她谈论这样的问题，把她顶了回去，随即按组织系统将此情况报知中央。周总理针对这一严重动向，把“贾忠勇发现聂元梓搞串联活动”的一封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对聂元梓组织批判。一九七四年，已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要北京派人去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回来汇报时，贾忠勇认为上海的民兵工作北京不能学。他指出了三点：第一、上海的民兵是在“特殊时期”中组成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而北京还是原来的民兵组织。第二、海的民兵权力很大，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办，不能取代公安机关。第三、上海的民兵与武装部是一个牌、一个班子、一个党委，叫“三位一体”，等于取消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决定。贾忠勇拒绝在介绍上海民兵工作“新鲜经验”的会上讲话，也不同意下发会议纪要。“四人帮”插手军权、把民兵变成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的阴谋，在贾忠勇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
贾忠勇历来看不惯**的恶劣表演，对她避之犹恐不及。**后，贾忠勇为回避执行“挖后台”的指示，以有病为名要到颐和园疗养，看房过程中听说园内有**的两处住所，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更早些时候，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整风汇报会华北组会议上，**两次伸着手对贾忠勇说“你欠了我的账”。贾忠勇知道，一九六八年初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同志被整时，**诬陷傅崇碧冲中南海，用皮包撞她，皮包里装着四支手枪。姚文元马上“作证”说，后边的汽车上还架着两挺机枪。傅崇碧蒙冤罹罪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机关经过多年的调查，根本没有此事。**惟恐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再暗示贾忠勇编造假证为她圆谎，贾忠勇对她的无理要求一直置之不理。
在粉碎“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中，贾忠勇同样是党中央运筹的“大棋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逮捕王、张、江、姚及其余党并对他们隔离审查、严加看管，控制通讯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被“四人帮”把持的新闻媒体，护卫党中央和其他党政枢纽部位，稳定首都局势和社会秩序，许多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都需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在当时极为复杂紧急的情势下，担负如此重任的部队必须绝对可靠，坚决听从中央的调动和指挥，行动中不出任何纰漏和闪失。要做到这个程度，关键在于主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对包括贾忠勇在内的京畿地区掌兵人慎重衡量并寄予厚望。华国锋找贾忠勇谈话，贾忠勇对华保证卫戍区绝对可靠。当时叶帅被迫“半靠边”，在西山养病。贾忠勇到西山检查警卫工作时，叶帅主动与他接触，言谈中格外注意贾忠勇对“四人帮”的态度。国庆节前夕，叶帅又特意叫苏振华约贾忠勇到密云水库“玩玩”。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队政委时，贾忠勇任旅长，是贾忠勇的老领导，“特殊时期”中挨整“靠边”。贾忠勇调京后，不避嫌疑，常去看望，两人无话不谈。这次见面时，贾忠勇对苏振华说：“请您转告叶帅，卫戍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和**的指挥。”叶帅找老同志运筹中还有一点不放心：**有个在报社工作的弟弟常去京郊某坦克部队活动，万一该部有人被蛊惑，坦克进城怎么办?研究这个问题时，贾忠勇回答：“这个部队大门口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不久，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电话通知贾忠勇到他的住处，当面交代遵照中央安排，动用卫戍部队参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贾忠勇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愤懑在胸，他当即明确表态，更使中央坚定了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当时的首都一枪未发，平静如常，贾忠勇对卫戌区部队的掌控力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