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之禧到来的今天，新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已经过去的50个年轮中，我们有过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的建设年代，也有过风萧雨晦的苦难岁月。
在共和国50华诞大庆之际，我心潮激荡。1949年，我17岁。我放弃了已考上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来，伟大祖国经历的一切变革，我都是参与者。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欢欣鼓舞。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风风雨雨，我也亲历其中，并经受了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理论的指引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全国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繁荣强大。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深受其惠，我个人的一切整个翻了个个儿。我感到幸福，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深知，现在的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以17岁的年纪投身革命，刻苦努力地工作，在甘肃日报社当编辑、记者，也曾经历过很艰难的几年。初到报社时，编辑部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人，担子重，每天除白天紧张工作8小时，晚上还很正规地上班2小时，后来，星期日上午也要上班2小时才能休息。当时，我还是个17岁的女孩啊，上中学时，每上完一节课，就可以自由活动，在校园里玩一会儿。初进报社，我是个见习编辑，每天主要是处理通讯员的来稿，一屁股坐下去，不论上下午都是4个小时，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一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当时实行供给制，我身穿发的灰布制服，脚登群众手做的军鞋，因为鞋大脚小，用一双鞋带穿过鞋帮，系住了鞋带才能走路。我对这身装束很感自豪，因为只有革命者才会有这种打扮。在工作上，我当然更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要好好地锻炼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很快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战士。不习惯于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我怎能很快成长为一名新闻战士?所以，我强制自己很快习惯于上下午以至晚上都很自然地伏案工作，而毫无怨尤。
**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在甘肃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正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最佳途径。我热爱新闻工作，觉得从事新闻工作，也是我人生的最佳选择。
后来，我成了家，做了年轻的妈妈，肩起工作和生活的两副重担，则更是艰辛。工作还是每天10小时，哺育孩子，使我长期睡眠不足，我会在学习、开会时睡去……给孩子哺乳期间，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尚艰苦，我因无法补足营养而消瘦异常。到小儿子刚满1岁，我立即给他断奶，然后申请外出下乡采访。50年代的农村，各方面的条件很艰苦，在广阔的天地里，我由于在生活的源头获得了采访的自由而感到其乐无穷。
我的丈夫王景超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过奋力拼搏，在解放前两三年考入了西北大学上学，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作为由社会的底层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他认定只有中国**才能救中国。西安解放，他就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经过一路艰苦的行军到了兰州，参加了《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他才华横溢，刚正不阿，时时处处听党的话，为办好党报出力出汗，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和通讯，成为当时编辑部令人瞩目的新闻战士。他在土改期间写的《二十串麻钱》为人称道，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的《修筑天兰路的钉道工人》，被选入《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册》广为流传。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强战士。
经过8年新闻工作的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底，我们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之奋斗终生。
但是，到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的大饥馑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我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我俩和其他8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我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我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11年之久。在我的大半生里，我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11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ling辱委屈，我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1978～1979年，我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11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我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回首往事，我的大半生历经坎坷辛酸艰难困苦，我踩着苦难前进，有过度日如年的忧伤悲凄。但是，苦难也重新铸造了我，在最艰难的境遇里，在饥饿已危及生命的日子里，我一直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并确信，严寒总会过去，明媚的春天终将来临。我终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并不是什么右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我多年被诬为右派分子的岁月里，我的艰难困顿，我的人生遭际以及由之而带来的感情痛苦，在当今中国并不鲜见。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认为我对人民对历史，尚可作出我特殊的奉献，这就是用笔墨把我经历了的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把我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以我独特的视角将它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我对人生的感悟，让苦难和奋争成为一笔精神财富警示后人，使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勿再重演。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辉煌成就，是中国**总结了建国以来沉重的历史教训而取得的。过去的错误，使我和我的难友们受苦受难流血流泪，有些人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我们的苦难融进了历史，又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党恢复了实事求是，大力纠正了错误；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从而使自身力量更加强大。展望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充满信心，但我也仍有忧虑，我们长久以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民意识普遍存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余毒仍无处不在，在短时期里难以清除。在未来的年代里，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无奈的、沉重的历史，就一定不会重演吗?
我决定忠实地写出我这段无奈的经历，正是由于心中也“万分担忧”，我绝不愿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在“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重演。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也是几十万知识分子经历了的悲剧。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描述与展现，我想，它对我们继续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贯彻*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踏步地前进，是会有好处的。
为此，我已花费了10年的辛苦。在这10年里，我敞开记忆的闸门，让40年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呈现眼前，远距离地回顾过去的那一页，我那已凝滞了多年的感情仍禁不住地震颤不已，内心掀起雷霆风暴。但我坚决地挺住了，为了奉献，我得挺住。10年辛苦，10年拼搏!
纪实文学贵在真实，其艺术魅力来自真实。我自己经历了的一切，作为生活，其丰富生动的内涵是客观存在，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矫饰。但，这毕竟是发生在40年前的故事，所以，我仍在不断地勘误，力求书中事件的发展变化，情节与细节的出现，都符合实情。我是这样努力地做了，但一切是否尽如人意，尚待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读者指正。当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进行过一些采访活动，采访对象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不敢保证他们介绍的事实不会出现记忆的失误。对此，我力求对证，争取勘误，但，也有难以查证的情况，还望得到读者的鉴谅。;
